最近(本文初发于2013年3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特别谈到本领恐慌问题，要求全党同志一定要善于学习、善于重新学习。我们处在浦东开发开放的第一线，面临的新知识、新情况、新事物层出不穷，更要不断加强学习。这里谈三个观点。
一、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是浦东人为实现中国梦而承担的重要使命
2012年，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3.3万亿美元，世界第一，是第二名日本的3倍。外汇储备多，是否意味着金融在全球的地位高，是否与中国的经济总量相称呢？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美国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但美国几乎没有外汇储备。因为美元本来就是霸主货币，是各国都需要的储备货币。中国保有那么多的外汇储备，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既有投资风险、汇率风险，还有机会成本，特别是造成国内货币政策的被动性。现在讨论很多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使用廉价的劳动力、承担几乎所有的污染成本，为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输送价廉物美、无所不包的商品，换来的美元投到华尔街买美国国债，为美国政府负债经营、为美国老百姓实现“美国梦”提供了有力保障。这种看法实际上反映了国际金融格局安排的不合理。
从根本上改变这一格局，真正提升我国在全球金融领域的资源配置能力，唯有靠人民币国际化。过去，教科书告诉我们，一国货币如果无法自由兑换，就不可能成为国际货币。但中国的实践打破了这个定律。当前，我国实体经济的总量在全球举足轻重，仅次于美国，货物贸易尤其是出口贸易全球第一，几乎每个国家和地区都要和中国贸易往来。这种情况下，人民币仅仅作为支付手段，也能够被其他国家所接受，中国用人民币采购外国商品、外国也用人民币采购中国商品，汇率风险完全锁定，持有人民币还有升值的可能性。人民币虽然还不是完全自由兑换货币，但并不妨碍人民币的跨境使用。也就是说，中国的综合实力大大增强，正在改变全球金融领域的游戏规则。
最近五年，人民币跨境使用的进程非常快，是近期中国金融改革最大的亮点。从领域上看，涉及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直接投资（RFDI，RODI）、证券投资（QDII，QFII，RQFII）；从方向上看，既有走出去，也有离岸沉淀，也有回流境内；从功能上看，既有支付手段，又有储备手段的功能，越来越多外国中央银行将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目前，贸易领域（3.8万亿美元）中已有10％采用人民币结算，进口与出口中使用人民币的比重大概是8：2，也就是输出大于输入，未来5年，这一比重将提高到20％。
人民币大量输出，最终需要回流，回流到金融市场体系最完整的地方。上海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同时拥有外汇、股票、债券、商品期货、金融期货、黄金等交易所的城市，去年，位于浦东的债券托管额全球第三、期货交易额全球第四、股票交易额全球第四、金融期货交易额全球第五。作为交易所、交易商、交易员最为集聚的地方，上海毫无争议地成为了全球重要的金融市场中心、定价中心、交易中心，是直接创造财富、管理风险的地方。正如中国持有的美元回流到美国的华尔街，境外的人民币最终将回流到上海的陆家嘴。
为此，我坚定地相信，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最大的机会在于人民币国际化，最大的依托在于我国的综合实力，最大的优势在于完整的金融市场体系。浦东在实现这个中国梦的过程中，就是要顺应和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最大限度地集聚交易活动、扩大交易份额、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维护交易秩序，为人民币跨境使用、跨境循环、跨境清算提供便利通道、培育在岸市场（像人民币全球清算体系，就要全力以赴引进落户），稳步提升我国在全球金融资源配置中的话语权、影响力。
二、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在上海“四个中心”建设中居于核心地位，浦东作为核心功能区更要抓住机遇、用好机遇
韩正书记强调，“四个中心”建设，未来的发展空间是组合型的，金融中心建设处于核心地位，要通过金融中心建设的新突破，提升和带动上海“四个中心”建设的发展。学习领会这段话，让我们在浦东工作的同志极为振奋。这是因为上海几个最重要的交易所都落在浦东，80％以上的银行、证券、保险机构集中在浦东，40％以上的金融GDP在浦东产生，小布什曾经把陆家嘴视作是曼哈顿。浦东作为“四个中心”的核心区，而金融又是“四个中心”的核心，那么做好金融这篇文章，对浦东来说毫无疑问必须放在重中之重的位子。
那么金融中心建设应该干些什么？徐麟书记曾经说过，我们要从浦东速度、浦东制造转到浦东功能上来。说实在的，浦东现在虽然有6000亿的GDP，但短期内赶不上苏州、也赶不上深圳，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和苏州、深圳拼量的大小，大家各自的功能定位不一样。浦东就应该在提升金融的核心功能上下更大的功夫。
从金融本身的角度看，第一，进一步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做大做强人民币在岸市场。我们要紧紧配合“一行三会”，按照国际化、法治化、市场化的方向，把上海的各个交易所做大做强，因为这些交易所不仅仅面对国内投资者，而要将面对全球投资者。如果交易的规则不符合国际规范，国际投资者完全可以选择将人民币投资到香港离岸市场；如果市场的容量不够大，就像一个水库不够大，那么资金的快速流入会导致流动性泛滥、发洪水，而资金的快速流出会迅速抽空水库、导致经济金融崩溃。
第二，探索打造与国际接轨的金融特区，做大做强离岸金融市场。这里所说的离岸金融，不同于香港的人民币离岸市场，专门是指在上海本地设立金融特区、发展离岸金融。有研究表明，国际金融中心主要不是为本地、本国服务的，而主要是为境外的资金运作服务。纵观世界上的国际金融中心，都是在岸市场和离岸市场共同存在。世界货币存量的50%通过离岸市场周转，世界私人财富约有1/5集中在离岸市场上，1/5强的银行资金投资于离岸金融市场。浦东集聚了众多的外资银行、国际化人才众多、自由贸易园区改革正在推进中，开展“两头在外”、“依托在岸”的离岸金融试点，有条件、有基础、有必要。
浦东的离岸金融设施，一要允许非居民和综保区内的居民（即视同非居民）开设离岸账户；二要允许同时开展人民币和外汇业务，成为人民币回流的缓冲地带；三要允许离岸账户与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国际主账户、国内主账户之间实现有限互联互通，走“内外隔离、适度渗透”的离岸金融模式；四要允许开展离岸存贷款、离岸债券发行和投资、离岸保险、离岸金融外包等业务。为此，可以考虑在洋山或前滩，规划一定的区域专门搞离岸金融，实行特别的外汇管理、税收优惠（甚至是完全免税）等制度安排。
从金融中心服务贸易中心、航运中心、经济中心的角度看，要科学把握另三个中心需要什么样的金融服务。比如，上海建设国际贸易中心的目标不是一般地发展口岸进出口贸易，而是依托跨国公司、总部经济，大力发展离岸贸易、服务贸易、转口贸易，归根到底是发展全球供应链管理，其核心支撑是供应链金融服务，其最大障碍在于过严的外汇管制。那么，金融努力的方向就是聚焦推进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比如，上海建设国际航运中心的目标不是简单地追求集装箱的数量全球第一，而是航运金融包括船舶融资、航运保险等高端航运服务业的集聚。那么，金融努力的方向，就是要通过SPV、期货保税交割等试点，将原本发生在海外的航运金融业务拉回来。
三、金融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所在，浦东必须在金融促进创新和金融本身创新两个方面取得更大进展
我国经济已从两位数的增长，转到了个位数的增长，这将来可能变成一个常态。这个阶段，我们要突破自身发展的瓶颈，解决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根本出路就在于创新。
一方面，金融要为创新转型注入不竭动力。美国著名专家拉迪指出，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是金融改革，而在金融改革中，利率市场化最为重要。只有通过深化金融领域的改革，让资金的价格充分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本市场和商业银行才能真正具备定价和风险管理能力，一批技术先进、模式先进的企业才能真正被市场发现价值，处于不同生命周期、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才能真正满足融资需求，一批落后产能也才能有效得到淘汰。
另一方面，金融本身的产品创新、服务创新、模式创新空间很大，金融新业态、新模式、新组织应该成为创新转型的生力军。马明哲最近在平安集团的内部讲话时坦言，未来最大的竞争对手不是其他传统金融企业，而是如阿里巴巴、腾讯等现代科技企业，眼下正在进行的是现代科技与传统金融业之间的竞赛，谁跑得快谁就赢。近日，三马（马云、马化腾、马明哲）发挥各自优势，共同组建了一家互联网保险公司——“众安在线”。马云旗下的阿里金融，依托互联网，只凭网络交易信用记录、无需担保，已累计为超过12.9万家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服务，贷款总额超过260亿元，年利息收入达3.6亿以上。
对浦东来说，我们一定要高度关注“人脑＋电脑”、“金融＋科技”、“商业模式创新＋技术整合创新”的交叉边缘前沿产业的发展，今天的边缘可能就是明天的主流。在创新过程中，我感觉，除神州飞船、大飞机、集成电路核心装备等需要打破国际垄断的创新领域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组织作用外，对于一般性的市场创新行为，政府要正确的站位，不能事事成为创新的“主人”，而要努力成为创新的“保姆”。
创新是企业家精神的本质所在，创新是企业突破瓶颈、规避管制、满足现实需求、开发潜在需求、赢得超额利润的重要手段，企业不创新就没有出路，政府不必对企业的创新多操心，政府官员普遍来说也不可能比企业家更具创新敏感性。创新成功不成功，市场会检验；创新合法不合法，法律会管制。地方政府不应对企业创新的具体方向、具体做法提出具体建议，包括给予财力扶持也要慎重，否则可能会干扰市场秩序、影响市场公平，而是要把重心放在学习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把政府该管的事情以创新的手段、理念管好。核心是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让企业家真正成为创新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