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困局——当前自贸区建设的体制困境
在自贸区建设的制度设计中，作为信息优势方的地方政府缺乏自主权，央地关系的政治逻辑诱致自贸区建设的体制困局。天津市自由贸易区研究院执行院长刘恩专教授认为，困局的六大表征体现在：1.政策落地迟缓，减弱了贸易投资政策创新效应，改革政策和节奏缺乏协调，操作细则不到位，影响自贸区内机构业务拓展与创新，改革红利难以释放；2.法律法规的滞后与法治化营商环境的矛盾，降低制度试验、复制和推广的时效性；3.自贸试验区的多头监管，增加了在全国范围内复制推广的难度；4.制度创新环境失衡，即与生产安全、法律制度、社会信用体系的失衡，为自贸区建设埋下隐患；5.制度创新缺乏明确导向，与企业需求相去甚远；6.自贸区制度试验某种程度上演变为地方政府与国家部委博弈的政治议题。
三、破局——自贸区建设的制度设计要由地方主导
复旦大学上海自贸区综合研究院院长张军教授指出，当前我国自贸区建设由顶层设计主导，地方自主权不足，改革总体方案由中央政府确定，可能使地方的声音在部委间讨价还价过程中被淹没。但地方更了解当地实际情况，自上而下的改革路径可能存在政策风险。他同时表示，在经济新常态下，“自贸区”这个称谓对上海而言是张冠李戴，金融自由化试验才是上海自贸区建设最重要的价值所在。在经济新常态下，要改变以往追求增量的粗放式增长模式，借力改革过去被扭曲的、低效率的部门、改善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下一阶段经济增长。上海自贸区的价值就在于增速放缓背景下改革金融制度。目前，上海自贸区“金改49条”已上报国务院，然而6月中旬以来的股灾，有官方舆论将其怪罪在“恶意”做空中国股票的外资银行和交易商头上，或延缓我国金融开放步伐。张军表示，资本自由流动是否会影响宏观经济稳定，取决于金融改革的方式和节奏。因此，面对这种波动，中国政府不能退缩，反而要向市场传递改革决心。
中山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副院长毛艳华教授接受东方财经·浦东的专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