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贸易自由化理论研究综述

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研究可以归纳为三类。一是遵循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按照比较优势建立的模型。这类模型中，国际贸易是由于各国之间的区别而产生。各国投入产出的相对成本的差异导致了互惠国际贸易的出现。H-O模型将之归于各国的要素禀赋的差异，其后梅尔文(Meivin，1989)、伯格斯(Burges，1990) 、琼斯(Jones，1990) 、迪尔多夫(Deardorff，2000) 、布莱恩( Brian R，2002) 等都沿用该思路并加以拓展，这类型的标准比较优势模型探讨的结果相似，都认为各国通过出口商可获得更大的外部市场以及本国消费者可获得更便宜的服务这两方面福利提高，每个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是可以通过服务贸易自由化得到净收益。

二是新贸易理论兴起后，改变完全竞争等传统假设后建立的模型。克鲁格曼参考迪斯特和斯蒂格里茨(Dicit、Stigliz，1977) 建立的产品差异化模型并引入贸易理论(Krugman，1978)，在1985年的文章进一步解释了(Helpman、Krugman，1985)“规模经济”作为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他在产业内贸易理论有关基本假设和结论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各种模型深入阐述了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成功的解释了战后国际贸易的新格局;其后，马库森建立了生产者服务贸易的模型，结果表明，要素自由贸易将给两个国家带来比单纯的服务自由化更高水平的收益(Markusen，1981、1984、1989、2000);豪克曼也指出生产者服务贸易自由化对于一国企业国际化生产和经营是至关重要的，而有确凿的证据表明，限制服务部门竞争的政策代价是非常昂贵的(Hockman，1997)。这类生产者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研究基本已模型化，但亦出现了多种不同的研究方向。首先是溢出效应(Spillovers)，生产者服务贸易自由化后，国内企业可仿效或引进国外企业提供的报务产品或新服务方式以及先进的管理等技能，在巨大的外部竞争压力下，国内企业的技术学习和创新是主动积极的，从而保证了技术转移的有效性;同时，通过劳动力在外企和内企的流动也使技术的扩散成为可能，技术或技能的溢出提高要素生产力从而增加产出;其次是外交吸引效应，生产者服务效率的提高是投资环境改善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表明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程度往往与外国直接投资呈正相关关系;再次是制度创新效应，生产者服务贸易的自由化也意味着生产者服务的国际化，一方面，国内服务提供商需要适应国际规则参与竞争，另一方面国内政府也需要采用适应国际规划的监管方式，这两方面的制度创新又提高了效率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另外，结合了产业集聚的基于经济地理理论的模型，突出了国际贸易成本在贸易自由化中的影响。

三是针对不同服务贸易的特点形成的模型。这方面的研究较多，包括H. Kierzkowski (1986)、Bhattacharya(1993)、Glaessner and Oks(1994)、Mofadden(1994)、White(1996)、Mofadden(1994)、White(1996)等，基本都集中在生产者服务贸易中的几种如信息、金融、运输服务等。其中，兰格海默通过对法国、德国、日本和美国4国服务贸易资料的实证分析，结论认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金融服务贸易模式与要素禀赋关系密切(R.J. Langhammer，1989);豪克曼和卡森迪运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法(RCA)”分析了不同收入水平国家在信息服务贸易上的比较优势，结果表明收入水平越高，信息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越大( Hockman、Karsenty，1992);弗朗西斯建立了一个类似产业内贸易的指数，验证出美国的运输服务贸易具有双向贸易的特征( Francois，1993);莫斯里利利用英国和德国保险行业自由化前后多年的数据，回归得到本国市场引致的保险行业的外国投资与保险服务的需求、宗主国保险市场的规模、双向贸易的规模等变量显著相关(Moshirian，2000)。查哈使用GTAP模型建立了8个国家和25个行业的CGE模型，假设印度服务行业平均下降关税25%时对印度产生的影响，结果是印度服务贸易大幅度增加，同时在矿业、食品制造业、纺织业等部门产出、效率和雇佣劳动力上升，机器制造业则下降(Chadha，2000);柯南和马斯科思近似地预测了突尼斯的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影响，结果是主要收益来自于金融业、商业服务和电信业3个生产者服务部门(Konan、Maskus，2002) 。上述不同的模型研究彼此联系较紧密并没有完全割裂开基本模型，这些模型都验证了生产者服务自由贸易可大大增加贸易双方福利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