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曾将经济理论应用于历史分析并在制度和社会变迁方面提出了真知灼见。虽然诺斯从未钻研中国的制度发展，但他的理论框架却能启发中国领导人引领下一阶段的制度变迁。
1993年的诺贝尔演讲中，诺斯提出决策者可以从他的研究中汲取三个教训。首先，“正式规则（例如法律）、非正式规范（例如习俗、宗教等）以及它们的实施”共同界定了经济绩效。其次，政治对经济绩效具有强烈的影响，因为政治“定义并推动经济规则的执行”。最后，长期增长的关键取决于适应效率（adaptive efficiency，即规则如何顺势而变）而非配置效率（allocative efficiency，当下的规则是否最有效率）。
诺斯观察到，制度变化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不但要克服既得利益，还必须克服陈旧的信仰体系和思维模式。他指出，制度的突破关键在于贸易规则应超越本地社区内的贸易，从而让匿名的不带个人色彩的交易可以跨空间和时间进行。可持续的制度需要学习和适应，克服其制度体系自身的历史偏见和局限。
诺斯的工作有助于阐释中国过去三十年来所发生的剧烈的制度变迁和经济成就，并对中国在未来十年将遇到的改革挑战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事实上，他的贡献有利于缓和普遍存在于当下对中国前景讨论的悲观情绪。
中国现状的回顾
首先，目前中国经济存在大量的激烈竞争。中国的大城市（特别是上海、广东、天津和厦门）相互竞争激烈。而新一波科技创新公司（如华为、腾讯和阿里巴巴）正在竞相开启新的商品、服务、人才、资本和知识市场。
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构建一个更高效的、由服务业驱动，并更受市场和法治约束的经济体。中国最近不断承诺放松国内和国外投资者准入要求，加大市场开放度，并不断地强化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知识的产权；这些制度层面的变化与数字和机器人技术的进步互相作用，正不断降低中国经济的交易成本。
另外，过去十年间中国建设了许多必备的硬件基础设施（也许有过量之嫌），现在中国政府开始强调建设软件基础设施，包括为促进市场发展的法律、会计、金融及互联网等服务行业。2014年，中国的服务业占GDP之比已经超过制造业和第一产业之和。
中国的国企改革仍然任重道远，但政府已开始有意地允许一些民营新技术企业巨头与国有金融机构竞争。而在几年前，没人能预料到中国共产党反腐的力度会如此之大，牵涉军队、金融业甚至党内最高层。
中国政府在促成人民币被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储备资金账户货币篮子（即特别提款权SDR）时向后者做出了一系列承诺，这些承诺有助于深化中国的市场化制度转型。另外，由美国主导的涵盖了中国大部分邻国，却没有包括中国的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TPP）的建立将对中国走向更市场化的制度产生类似的效应。
中国共产党并不以西方自由民主治理模式为基准来考评自己的制度建设，而更多地是受到中国古代法家传统的影响。法家传统强调强大的中央威权，并通过坚持任人唯贤的问责机制维持其合法性。也许更重要的是，中国当局目前更依赖于一批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体制内的智囊团以及中央与地方干部来设计其国家发展路线图，而不是靠传统的党内意识形态理论家。
这一方针在今年夏天以来得到了强化。尽管当时遇到了严重的股市动荡，但中国决策层在之后仍坚守承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断推出更市场化的改革。这清楚地表明，为提高收入及实现小康社会目标，中国决策层有意识改变并升级其经济、社会、政治发展理念和思维方式。
改革面临的挑战
尽管如此，中国仍需要克服许多制度改革困难，尤其在制度的适应效率方面。其中的一个关键是需要清楚地认识到：正式规则容易迅速改变，但文化与非正式规范往往难以在短期内改变。新的正式规则可能与现存的非正式规范相冲突，导致官僚体系的激励机制被扭曲，对官员及国企负责人的行为和表现造成消极影响。
同时，中国实体经济能提供的产品及服务与消费者所需的产品与服务之间也存在不匹配的问题。根据诺斯的观点，国家制度能力不足是一个短期配置效率问题或是历史积累的沉淀成本。国家可以通过提高制度的适应效率来补偿，也就是找到更好的改革机制，让效率更高的制度不断代替效率低下的制度。
诺斯的理论遗产对于中国决策者在未来几年应对制度改革的挑战至关重要，因为它给出了关于应对快速制度变化的实用指引。如果希望对中国制度变革之父邓小平在三十多年前所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有所提升与改进，以便更快达到河对岸，中国需要重视诺斯给出的有关制度变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