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商事登记改革开全国先河之后，珠三角在优化营商环境领域动作频频。
8月1日凌晨，黎明军登录深圳市场监管局网站注册成立的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成为全国首个通过“全流程网上商事登记”模式设立的企业。
时隔1月，顺德试水企业登记并联审批改革，申请人填写一份登记申请表，最迟在4个工作日内就可领取《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三个证照，基本与香港企业“一站式”注册流程接轨。
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区，珠三角从“三来一补”起步，用30多年的时间缔造了“世界工厂”的奇迹。如今，站在转型发展的十字路口，珠三角又承担起与港澳联手打造更具综合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的使命。
纵观世界知名城市群，它们之所以能聚集全球各种高端要素，并在世界上经济版图上扮演举足轻重的地位，与它们所具备的一流营商环境有很大关系。
目前，珠三角是中国市场化程度最高、市场体系最完备、外向度最高的经济区域和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不过，从“世界工厂”走向“世界级城市群”，珠三角必须打造一流的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实现与全球发达地区“无缝对接”。
大调研
目标
做到综合营商成本最低
除了营商环境“硬件”优势明显，珠三角还致力于提高政府效率，大力营造公开、公正、公平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为企业家创造一个更为友好的环境对实现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世界银行在《2013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中指出。
企业需要怎样的友好环境？首先是企业发展面临着各种基础设施的挑战。在招商引资阶段，各地常有“路通财通”的说法，讲的就是良好的交通基础设施可以降低企业运营成本。
“30年来，珠三角已经拥有良好的基础设施，累积了大量的资本，营商环境建设的重心已转移到‘软环境’上，尤需提高政府效率，大力营造公开、公正、公平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董志强说。
这是产业梯度转移规律的作用。随着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内地基础设施日益完善，作为“世界工厂”的珠三角正面临产业迁移的巨大挑战。“腾笼”之后，如何引来“金凤凰”？这要求珠三角提升营商“软环境”。
这也是世界发达经济体的启示之一。新加坡的生产要素成本不可谓不高，毗邻广东的香港要素成本也远超珠三角各地，但它们为何依然可以吸引并聚集全球大量投资？“原因在于综合营商成本要做到最低。”广东宝丽雅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叶中平说。他在粤港两地经商超过20年，熟知两地情况。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客座教授、唯一集团副总裁杨建伟举了一个例子：壳牌到新加坡投资，其董事长说，过去十年，每年都有人问他同一个问题，“新加坡一点油都没有，你去那里干什么？”这位董事长的回答是，新加坡除了没有油，其他任何一个环节都很强，综合考虑，其成本比很多地方都低。
这也是珠三角过去30多年快速发展的重要经验。哪里的营商环境好，哪里就是发展高地。
作为民营经济集聚发展之地，顺德806平方公里的土地聚集了近2万家民营企业，平均每平方公里拥有25家民营企业。无论是市场布局的需要，还是出于抢占优势资源的考虑，顺德企业都有“异地扩张”的诉求，但企业家们打心里不愿离开顺德，主要原因是当地在30多年的发展中已形成良好的营商环境，不仅培育了完善的产业链和相关配套，还提供了优质的政务环境，降低了营商的综合成本。
措施
让政府与市场各安其所
广东通过一系列改革“自我削权”，解决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越位和缺位问题，促使其回归提供公共服务职能
从“世界工厂”迈向“世界级城市群”的关键时期，珠三角该如何进一步优化提升营商环境？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珠三角要向世界先进城市学习，推动城市体制改革，让政府和市场平衡发展。
美国区域规划协会执行主席罗伯特·D·亚罗在《危机挑战区域发展》一书中就指出，就纽约及包括珠三角在内的世界级大都市区而言，要保持其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地位，需要成功预见并解决一系列令人生畏的难题，包括提供充足的住房、提高运输能力、控制城市无序蔓延和工业污染、节能减排等。
要解决这些难题，首先要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郑永年说，与世界发达地区不同，珠三角城市发展以政府主导为主，它在完善基础设施等硬件建设等方面确实扮演了积极有效的角色，但在改善营商环境方面，政府要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要让市场和社会发挥作用，推动法治化，建立透明化体系，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
“无论是单个城市还是城市群，在建设营商环境上的道理都是一样的。”郑永年说，新加坡营商环境连续多年排名世界第一，与其拥有廉洁、务实、高效和关注民生的政府密不可分。其政府机构部门少、层次少、效率高，却有效解决了住房、医疗、教育、就业、贫富差距等民生问题。
为此，以深圳、顺德大部制改革作为起点，广东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掀起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其目的就是要通过“自我削权”和“阳光化审批”，解决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越位和缺位问题，促使其回归提供公共服务职能。
广东率先以商事登记改革作为突破口，重塑营商环境。
去年4月，作为全省首个试点，顺德成为吃螃蟹者，推出以“三分离三构建”为核心的商事登记制度改革。过去需要7天才能办好的执照，如今一天就可拿到。
今年2月，国家工商总局批复同意《广东省商事登记营业执照改革方案》，从3月1日起，深圳推出改革新举措，将原来包括营业执照在内的18种各种证照压缩为8种，颠覆了以往“重审批轻监管”的现状，改为“轻审批重监管”。
5月2日，广州市政务服务中心开通建设工程项目联合审批区，建设工程项目5个审批阶段的办结时限被要求压缩至39天。
陆续启动的企业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正成为珠三角优化营商环境的一个新选择。
探索
粤港合作接轨国际规则
广州南沙、深圳前海、珠海横琴作为粤港澳合作三大平台，已开始探索国内营商规则与香港、国际的规则接轨
要塑造有利于有效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有效参与国际竞争、有效提高国际竞争力的经营环境——这是专家学者对珠三角塑造新营商环境一个共同观点。
如何实现国际化？董志强认为，珠三角有毗邻香港的地利，推动粤港贸易自由化有助于广东更深入地参与全球化，融入国际市场竞争。因此，珠三角和香港首先要在重点领域建立合作平台并确定合作项目，比如政府积极推动和引导粤港企业在金融服务、商贸服务业、专业服务业、科技文化服务、社会公共服务方面展开合作，
国家“十二五”规划在珠三角布下广州南沙新区、深圳前海新区、珠海横琴新区等粤港澳合作三大平台。
目前，省委、省政府已将南沙、前海、横琴列为打造现代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试点。在前海管理局投资推广处副处长张锋看来，前海作为全球营商环境的最佳地区之一，拥有融资渠道拓宽、差异化供地、政府优质高效服务等诸多特殊“利好”，吸引了境内外各类企业抢滩，其现代服务业集聚发展的势头初显。
5月底，被视为“第二深交所”的前海股权交易中心正式开业，首批挂牌企业总数突破1200家，一举成为国内最大的场外交易市场。作为资本市场的新生事物，无论对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瓶颈，还是对提供投资新渠道都是有益尝试。
“其次是推动国内的营商规则与香港、国际规则的接轨。”董志强说，比如对商业合同纠纷和争议解决、对企业的商业监管、企业和个人信用系统等，可合理借鉴国际经验和先进做法并积极与国际接轨。
9月13日，前海借鉴香港廉政公署模式，成立前海廉政监督局。前海法庭庭长卞飞介绍，前海法庭将进行“三位一体”全面创新，涵盖管理机制、审判机制和服务机制创新，打造前海法庭的司法公信力。
针对深港两地当事人可能不熟悉对方法律，而更倾向于调解的情况，前海法庭建立“深港商事纠纷调解中心”，将与香港的专业调解机构对接，对案件进行诉前调解，并设立专门平台促进对两地法律的相互了解。
南沙已成立了国际仲裁中心，今后在南沙可选择香港或澳门等地的仲裁规则和商事规则，语言也可选择英语或葡语等对商事纠纷进行仲裁。横琴则颁布实施全国第一个近似港澳的商业登记管理办法。
一个个新鲜事物的涌现，都是珠三角借鉴港澳经验，创新机制体制，打造与香港趋同的国际化营商环境的努力。
不过，郑永年也指出，从地域上看，香港很小，珠三角很大，香港之所以做得好，是学习世界发达国家的结果，因此，珠三角城市不能仅盯着香港，还应该放眼全世界。
世界观
市场规则要透明便利
营商监管须更加“聪明”
“那些营商便利度排名最高的经济体不是那些没有监管的经济体，而是那些建立了有助于推动市场交往、同时不对私营部门的发展设置不必要障碍的政府。”这是《2013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的一个研究结论。
从2002年开始，世界银行和有关机构启动了全球营商环境报告项目，该研究的一个根本前提是“规则很重要”。经济活动，特别是私营部门的发展，受益于清晰一致的规则，这些规则确定并明晰产权，协助争端的解决，提高经济交往的可预见性，并保护缔结合同的各方免受任意行事和违背合同之忧。
“在监管繁琐、竞争有限的地方，企业家是否成功往往取决于他认识哪些人。而在监管透明、有效、以简单方式实施的地方，有抱负的企业家可以更容易地竞争、创新和发展。”该研究报告指出，同时，在实现有效监管和防止监管负担过重之间保持平衡是一个挑战。因此，项目更加关注“聪明的”营商监管，即简化、有用、可调整、相关、透明的监管，而不一定是减少监管。
像我们需要良好的规则来保证城市交通的顺畅一样，良好规则对商业的监管可以使经济繁荣发展，使企业扩大交易网络，但如果设计不当，那些旨在保护经济活动、推动商业运行的法规也可能成为营商的障碍。
更聪明的商业监管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研究发现，收入水平较低的经济体进行营商便利化监管改革对应着下一年增长速度0.4个百分点提高。
按照世行的研究，该研究报告所记录的近2000项改革中，有2/3主要针对降低监管的复杂性、减少监管程序的成本。全球范围内的改革努力集中在使开办企业更容易、提供税收管理效率和推动跨境贸易等方面。
在过去8年中，开办企业的程序从决策者那里得到的重视比报告所考察的其他任何商业监管领域都多。世界各地的努力将开办企业平均所需时间从50天减少到30天，平均成本从相当于人均收入的89%降低到31%。
与之相对应，建立了高效的企业登记制度的经济体，新企业的进入率往往更高，企业的密度也更大。该研究报告称，企业登记的办理速度快，意味着有更多企业可以注册进入那些增长潜力最强的行业。特别是全球需求迅速扩大或生产技术正在变化的行业。而开办企业的手续越便利，对那些往往不受竞争影响的行业的投资就会更多，如交通，公用事业和通讯行业。
此外，更高效的商业进入监管可以提高企业生产率，改善宏观经济表现。
大事记
2009年，顺德、深圳启动政府机构改革。
2011年，广东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加强社会建设的决定》，提出培育壮大社会组织，提升服务社会能力。
2012年1月，广东在全国率先提出要组织开展以“打击欺行霸市、打击制假售假、打击商业贿赂，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市场监管体系”为内涵的“三打两建”、建设幸福广东的活动。
2012年8月，省政府常务会议对《广东省建设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行动计划（稿）》进行了审议并原则通过。着力促进办事准则与国际通行规则对接，着力强化民主法治，着力创新社会管理，努力形成透明高效、竞争有序、公平正义、和谐稳定、互利共赢的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2012年12月5日，《广东省“十二五”时期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先行先试方案》公布，提出到2015年，力争成为全国行政审批项目最少、行政效率最高、行政成本最低、行政过程最透明的先行区。
专家论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城市体制创新促营商环境优化
郑永年 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多年来，其独立而深入的中国研究以及视角独到的专栏文章，在海内外产生了重大而广泛的影响。
南方日报：您如何看待营商环境对城市发展的作用？
郑永年：发达国家往往是先有市，再有城，而中国城市的发展恰好相反，往往是先有城，再有市。因为发展中国家往往市场不发达，因此政府在城市群的形成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没有国家来带动建设大规模的基础设施，那么珠三角和中国很难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化。但是，经过前面30多年的建设，珠三角和中国的基础设施等“硬件”已经达到一定水平，甚至已经过度发展，现在和未来要转向“软件”的建设，也就是要提升营商环境，建设法制化的规则和透明化的体系。
南方日报：一个城市该如何来改善发展这些“软件”？
郑永年：首先政府要意识到自身的作用和本身的局限性。我们打造庞大的城市群，都过分看重经济的效率。从一般经济学意义来讲，一般都是规模越大，经济效益越高。但对城市来说，城市是人居住的地方，不仅需要经济，还需要各种社会生活。现在广州等地，城市越来越大，而社会生活却越来越差，空气不好、交通拥堵等矛盾突出。现在的问题是政府管得太多，什么都管，什么都管不好，市民一有什么事情都要找政府，政府不仅做事特别多，而且非常头疼。
反观发达国家，其城市基本上都是市场、社会主导的，因此在“软件”建设跟得上发展。因此，我们不能光强调城市的扩张，而是要将城市建设与城市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如果没有城市体制的改革，城市的“软件”建设就没有空间，所以最终必须回归到政府的改革上来。
如果把中国和欧美各看成一个发展类型，那么在中国和欧美之间还有一个东亚地带，日本和韩国都培育了庞大的城市群体，他们在“硬件”和“软件”、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平衡做得比较好，可为珠三角打造世界城市群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