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大之声】破解广州“四大难”该如何入手?

评论眼:温国辉市长所提到的广州四大发展难题,其实是互相关联的。因此,要解决相关难题,我们不应该只是按照传统的思维,把问题分解给不同的政府部门进行切块管理,各个击破,这样做的话有可能会使得事情更加碎片化,只收事倍功半之效;我们应该把四大发展难题放在一个大平台上,作通盘考虑。

 

广州市市长温国辉最近在回顾2016年上半年工作的时候,坦言广州发展有“四大难”,包括稳增长压力仍然较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面临不少困难、创新能力仍需提高以及城市治理水平有待提升。我们该如何突破这四大难题呢?

 

我认为,首先需要从宏观层面审视上述四大难题的内在联系,并找到破解难题的最优路径。事实上,稳增长是一个全国性的难题,并非广州市独有,由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包括广州市在内,都需要从要素驱动的增长方式转变为创新驱动的增长方式,可是转变增长方式不是一日之功,我们既要稳增长又要同时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稳增长目标如果得以实现,外资的流入以及内资的扩大投资才可以预期,已经在中国投资的外资也才不至于外流,稳增长才会更有底气和可持续性。

 

当然,稳增长不能仅看数字,还要看经济增长的质量,因此,党和政府适时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实就是对当前的经济环境做出了新的判断:我国的消费需求其实还是相当旺盛的,只是由于国内的有效供给不足,企业无法提供市场适销对路的产品和服务,才导致大量的消费者跑到国外和境外消费,可见,我们需要转变经济增长的思维方式,从一直以来我们所高度依赖的需求侧管理,即三驾马车的经济增长框架转变为以增加有效供给为主导的新框架,而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框架下,供给的主体应该是民营企业,如何为民营企业减税减负,让民营企业在增加可支配收入的情况下增加企业研发投入,扩大生产规模,优化营销渠道,从而尽快使新产品、新服务脱颖而出,就成为了当务之急。

 

当然,企业能够得到减税减负,固然非常重要,因为在经济下行压力还相当大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的可支配财力并不宽裕,要让地方政府为企业减税减负已经相当不容易了。何况,企业即使真的实现了减税减负,是否一定会把所增加的可支配收入用于企业扩大投资规模,从而推动经济的稳定增长?答案是不确定的。因为企业增加投入的前提是企业负责人对经济前景充满信心,看来问题又回来了,稳增长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能否实现的前提。只是光实现稳增长,不一定能够保证产业结构实现转型升级。而产业的去杠杆、降库存、补短板一天不能实现,经济增长只是体现在数字上,没有办法成功构建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基础,甚至还会形成新的产能过剩以及经济泡沫的进一步被吹大,中央和地方政府对此不能不防。由此可见,我们需要把稳增长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的实现放在一个平台来进行综合考虑,否则,我们有可能顾此失彼,即从数字看,如果产业结构调整目标没有实现,稳增长目标即使达到了,也未必值得高兴;反过来,如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力度适宜,还会促进稳增长目标的实现。

 

接下来需要探讨温国辉市长所提到的另外两大难题,那就是创新能力不强和城市治理水平不够高的问题。事实上,创新能力能否提升,直接影响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效。因为产业转型升级,行业要素、产业资源能否重新整合,完全取决于我们能否充分利用包括“互联网 ”、大数据技术、物流技术等在内的现代科技成果,而把相关成果和技术成功市场化、商业化,依靠的是技术创新、机制体制创新、商业模式的创新,看来,创新能力直接关系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否顺利推行,否则,稳增长如果还是依靠需求侧管理条件下的增加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仅仅依靠地方政府增加财政投入而不是民间资本的投入,不仅会恶化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而且还会进一步强化路径依赖:无法摆脱地方经济的投资饥渴症,最终还会导致库存的增加和产能过剩问题更趋严重。

 

那么,如何提升地方创新能力呢?我认为前两年,包括广州市在内,我国不少地方政府一直致力于机制体制创新,特别是南沙自贸片区做了不少制度创新的尝试,在招商引资以及稳增长上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然而,企业和市场的创新却明显不足,在众多的政策创新和政府行政效率不断提升的情况下,企业却感到无所适从,甚至并不清晰政府要做出相关政策创新的用意何在,这说明政府部门的相关创新政策在出台之前可能没有充分与市场和企业做咨询和沟通,也有可能是企业和市场还没有读懂读透相关创新政策的实质内涵,这些都是在下一阶段需要作出完善之处。其实广州市作为省会城市,应该不缺乏创新的资源和人才,更不缺乏创新的政策,但是可能我们缺少一个能够把各种创新资源和人才互动起来的机制,而这种机制的建立并非只是出台一项鼓励创新的政策就可能实现,既需要培养一批有创新能力、创新意愿的从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研发、行业创新、资源整合的人才,也需要营造良好的法律和营商环境,鼓励相关的人才进行各种创新试验,并且有相关的风险投资、产业孵化的支持和配合。

 

如果说,前两年是市场倒逼政府进行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现在则到了需要政府倒逼市场和企业进行制度创新了。我最近在网上阅读了一篇文章,大意是说,在当今世界要赚钱的话无非有三种渠道:一是打工,就是出卖自己的8小时为雇主进行工作从而赚取报酬;二是把各种产业、技术、渠道资源整合起来后再变成钱,提升资源的附加价值;三是通过资本运作把现在和未来对接起来,利用市场对于相关产品和服务在未来的预期来卖钱。我认为上述三种渠道之中,第二和第三种都需要进行技术创新和渠道创新,这也是广州市提升创新能力的发展方向。至于城市治理能力的问题,我认为这属于营造广州市优质公共服务的问题。事实上,要吸引大量创新人才汇集广州,需要广州市提供优质的基础教育、基础医疗、社会保障、基础设施、文化娱乐体育等服务,让他们以及他们的子女能够安居乐业,而这就涉及城市治理能力的提升了。事实上,当广州市的常住人口是500万人的时候,与常住人口是1300万人的时候,对于城市治理的要求完全是不一样的。例如,广州市的公共交通拥堵情况尽管近年来有所缓和,但是与邻近城市例如香港相比,广州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此外,城市的精细化管理也是城市治理能力提升的重要标志,广州市的港口、码头、机场甚至公共厕所的管理,与国际一流城市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广州通过提升城市治理能力,其实也是在提升广州城市的国际竞争力,从而吸引国际国内的创新型人才进一步落户广州,服务广州。

 

总而言之,温国辉市长所提到的广州四大发展难题,其实是互相关联的。因此,要解决相关难题,我们不应该只是按照传统的思维,把问题分解给不同的政府部门进行切块管理,各个击破,这样做的话有可能会使得事情更加碎片化,只收事倍功半之效;我们应该把四大发展难题放在一个大平台上,作通盘考虑,并邀请相关部门以及全社会的有识之士集思广益,找到应对之策。

作者: 
林江:中山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副院长,岭南学院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