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进入深水区 自贸区扩围再次印证制度创新重要性
“这是改革开放深化的必然，”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郭茂佳教授在上海自贸区成立时曾接受长江日报采访。他认为，设立上海自贸区“犹如第二次入世”，有一个重要的背景是，当时改革开放推进过程中的关键问题是“要政策还是要制度”，WTO反对的是优惠政策，自贸区的设立、发展，印证了制度创新的重要性。
“内陆自贸区的起航，则再次确定了制度创新在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中的重要意义。”他说。
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这九个字，深入湖北自贸区武汉片区的几乎每一条道路动脉。临近综合保税交易区和光谷生物城，蓝白相间的自贸区标志性门楼也立了起来。
中山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副院长毛艳华认为，如果说上海自贸区撬动新一轮改革开放，那么以湖北为代表的内陆自贸区的成立，则体现了改革开放由沿海向内陆深化的梯次发展。同时，武汉也成为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重要坐标。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叶学平接受采访时表示，经过近40多年的探索，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前两批自贸区都位于沿海地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但是，我国经济区域发展不平衡、差异性大，它们的经验对于内陆地区来说，并不能直接复制推广，因此需要湖北等具有代表性的内陆省份加入试验”。
三大国家战略聚集长江中游 武汉见证国家梯次发展坚定战略
自贸区、“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三大国家战略在武汉隐隐交汇。
深圳大学客座教授解植春认为，国家战略框架中蕴含的丰富战略意义之一，是实现经济中高速增长的新动力，精髓在于开放的力量。
叶学平把自贸区、“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这三大国家战略比作武汉发展的“盾构机”，“如果说‘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打开了东西双向开放通道，那么自贸区的挂牌，则正是从制度创新的深度方面，给湖北、武汉的发展打开了一个新的维度，三大国家战略从广度和深度上，利好湖北、武汉发展。”
多位受访的知名学者均表示，通过制度创新破解科技成果转化、发展要素聚集方面的体制机制障碍，武汉在竞争日趋激烈的环境中将受益匪浅。
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自贸区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陈波也表示，制度创新对武汉尤为重要。“国家对自贸区最大的期待，不仅是贸易自由化，还包括打造一套开放的市场制度体系，可供复制推广。与沿海相比，武汉在外贸方面并不占优势，因此，建设自贸区要以开放促进改革，以制度红利释放经济红利。”他说。
毛艳华认为，武汉具有自贸试验区与自主创新示范区“双自”联动发展的优势，“尽管难度大、考验多，武汉片区这一70平方公里的试验田，或许能成为体现中国经济升级的重要样本。”他说。
武汉跻身一线开放窗口 舞动长江带动中部责任重大
2013年开始筹备、2014年至今的4年间，湖北自贸区武汉片区几乎每年发布一份东湖高新区先行先试报告。报告从最初的54页，增加到2017年报告的73页。增加的每一页后面，都是一项新的探索和尝试。
全程参与湖北自贸试验区方案设计，并曾担任上海自贸试验区研究院秘书长的陈波表示，目前而言武汉处在一个很好的历史机遇期：以往导致武汉对外开放程度低的问题，随着中欧班列快速发展，实现了“一带一路”倡议的通盘布局而得到解决；随着对外贸易流量的增加，势必又将产生更多的对外交流的活动；在港口、经贸基础具备的情况下，对外的观念及管理水平也会相应提升，从而进一步吸引外资到汉，整体提升对外开放的水平，实现对外开放活动的良性循环。
“改革理念、市场开放的落后，是武汉的劣势，也可能是我们的后发优势。武汉非常有希望跳脱传统路径依赖，在自贸试验区红利刺激下顺应产业、企业发展要求，闯出一条新路，并且能够可复制、可推广。”陈波表示。
在已知的湖北自贸区武汉片区的建设路径中，包括探索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引领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转型升级、金融领域对外开放等内容。武汉还承担了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中部崛起战略支点、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等重大国家任务，在区域协调发展和转型升级发展上被寄予发挥引领作用、核心作用的厚望。自贸区试验对完成肩负的使命将增添新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