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的话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中国对外开放、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协作核心门户，决定了它的发展格局和视野也必须是世界级的。只有站在这样的高度，才能有足够的革新魄力，以打破固有的壁垒，谋求未来发展。这不仅是整个大湾区的时代机遇和担当，也是湾区内城市思考自身角色定位应有的思维和高度。
开放、创新、聚集、宜居、协同是世界级湾区最突出的特性。与那些已经建设多年的世界一流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还有不小的差距，也因为有差距，才有后发制胜的可能，也更需要高端规划，需要精致建设。这对所有湾区内的城市而言，不仅是机遇，也是必须战胜的挑战。任何孤军奋战的思维残留，任何仅仅把大湾区建设局限于湾区经济的功利视野，以及对自身定位和前进方向的左右摇摆，不仅无助于湾区生长，对于城市而言，还可能意味着即将与未来擦肩而过……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目标之一就是形成一个新的跨区域都市圈，而所有大都市圈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了形成统一市场，只有统一的市场才能让城市间更有效率，就目前而言，如何打破这壁垒，让一切资源“动”起来，将会是湾区建设的成败关键。
从“三角洲”到“湾区”有何不同？
文/孙不熟
3月5日，“粤港澳大湾区”被正式写入国务院的工作报告。“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规划”正在研究制定中，环珠江口湾区成为中国第一个被明确定位为“湾区经济”的地区。这是继2016年3月印发《关于深化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指导意见》以来，国务院对泛珠三角区域打造更高水平、更高能级的“世纪性”战略着力点。从传统的三角洲到湾区，一个湾区形态的新经济链究竟有何玄机？
两会之后粤港澳正式从三角洲时代迈入湾区时代。这两个名词的区别在哪里？
我粗浅地认为，“三角洲经济”与“湾区经济”在内涵上有一些区别：首先一点就是二者的起点不同：三角洲是一种河口冲积平原，往往地势平整宽阔、水网柔缓密布、土层深厚肥沃，特别适合农业的发展。世界上很多三角洲地区都是农业高产区，并因此形成高密度的人口聚集区与发达的文明，比如中国的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所以，“三角洲经济”的起点是农业，是一个在农耕时代便已存在的经济形态，但“湾区经济”的起点是工业，而且是全球化时代开启之后才有的经济现象。湾区不一定是河口冲积平原，也不一定适合农业发展，但一定要有港阔水深的优良海港，并据此形成发达的海港经济区。
“三角洲经济”与“湾区经济”的第二个不同是腹地：三角洲因为是江河入海口，会通过江河与内陆地区建立紧密的经济联系，催生一个沿江经济带，给三角洲带来广阔的经济腹地。湾区不一定是江河入海口，其腹地一般不如三角洲，但凭借天然良港，对外贸易的能力强，所谓“腹地不够、海外来凑”。所以，湾区的腹地主要不在国内而在国外，表现出强烈的外向型经济特征，比如东京湾区的工业品大部分都是出口全球市场，其腹地也是全球市场，而旧金山湾区的腹地更像是北京、深圳、新竹、班加罗尔等地区。
总的来说，三角洲在内涵上更强调对内辐射、带动腹地发展，湾区则更强调对外连接、抢占全球产业链的制高点。作为一个高度推崇自由贸易的国家，中国当然得有自己的一流湾区经济带。
内生动力 湾区经济的力量源泉
主持人语
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要素自由流动，特别是高端要素的区域性聚集特征明显。国际成熟的湾区经济城市群不仅在经济发展层面具有世界级水准，而且在制度设计与要素自由流动方面展现出巨大的吸引力和创造力，成为推动湾区经济不断发展进步的内生动力。
文/伍凤兰
从世界主要湾区经济发展的表象特征来看，湾区多分布在港口或者入海口，区位优势明显，且多与发达的城市群相衔接。而湾区发展的经济动力则可以归结为基础性动力、内生性动力和外源性动力。
基础性动力是基础设施资源的驱动力，这种动力源自基础设施本身对经济活动某要素产生吸引力的特质来决定，如深港湾区及周边密集的港口群，公路网，完善的物流设施等，都是构成湾区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
内生动力则不同于基础性动力，它在内容上更为复杂是湾区经济形态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内在力量。具体可以表现为市场分工、知识共享、规模经济、网络创新、降低交易成本费用等。如果用区域经济学的角度分析，那么湾区经济的特点正是具备有较强自组织能力的区域，较为完善的市场制度、各种专业性市场、金融市场以及服务业构成了湾区经济发展的自组织能力。
除了以上两种力量外，推动湾区经济发展的另一种主要力量还包括源于外部环境的调控和引导作用，以及某种经济形态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某种外力的强大推动作用，外部环境的调控和引导作用突出表现为政府规划、对出口投资领域的引导，外部推动力主要包括外部竞争、市场兼并整合等。
从湾区经济演进的历程来看，由于毗邻港口并占据了有利的区位优势，湾区经济的开端往往起源于港口经济，但随着其经济内涵不断丰富，经济领域不断扩张，之后会经历工业经济、服务经济、创新经济这三个不同阶段。因而从总体来看，随着湾区经济的不断成熟，基础性动力的作用会逐渐弱化，而内生性和外源性动力的作用则会在后期进一步凸显，而这其中内生性动力将占据主导地位。
纵观全球，发达的市场经济和开放的市场格局是全球一流湾区建设的共同特征，同时也是推进湾区经济建设过程中，要注重发挥市场在生产、生活、生态协作关系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湾区要注重湾区本身优质要素与外界优质资源的良性互动关系，营造一个良好的要素流动氛围保障湾区经济的持久创新活力将会是湾区经济建设的重中之重。（作者系深圳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准“世界级”格局该如何发力？
主持人语
未来，在粤港澳大湾区中，佛山应定位为粤港澳大湾区中先进制造业中心，同时承担面向先进制造业和传统制造业研发创新基地的作用。
文/林江
目前粤港澳大湾区的目标之一就是构建世界级城市群，作为世界级城市群的一大特点就是各种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对于区位优势独特的粤港澳地区，此轮发展机遇的着力点应该聚焦以下几个领域：首先是在创新金融与特色金融领域取得重大进展。从全球金融的视角看，香港自然要充当好“纽伦港”的角色，即成为紧随纽约、伦敦之后的国际金融中心。要实现这个目标，香港必须紧密联系珠三角地区，成为中国企业在境外的最重要的上市融资中心、最重要的人民币离岸结算中心以及中国最重要的资产管理中心。而广东省则要在自贸区金融创新的基础上发挥好深圳创业投资、私募融资的优势，并与作为制造业中心的珠三角地区的实体经济作充分对接，让共享经济条件下的共享金融的投融资方式得以推广和应用。此外，广州建设国际航运中心所需要的特色金融，包括融资租赁业务如果得以大发展，则完全有可能把航运业这样一个传统意义上的重资产行业变为轻资产行业，以金融为手段实现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华丽转身的图画将变得清晰可见。
其次是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提供公共产品。事实上，港珠澳大桥的融资和建设，就涉及港澳与内地合作提供公共产品。粤港澳跨区域合作涉及共建道路、共同保护环境、共同打击跨境犯罪、区域财税制度的协调等，这就需要一个超政府的机构，例如粤港澳大湾区合作与治理委员会来代行粤港澳三地政府的一些职能。
基于互联网产业的多元化，粤港澳三地还需要打造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新业态，以回应来自长三角等地区的挑战。目前，深圳已经孵化出大疆无人机、翎客航天、光启科学等一批硬件科技企业。此外，就产值而言，深圳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消费电子制造基地，其在珠三角地区的湾区气质也日渐体现出来。但是深圳正面临着北京、上海、杭州等互联网城市的激烈竞争。
所以，粤港澳大湾区需要充分发挥香港、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等城市在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领域对珠三角地区的引领和外溢作用，尽快形成一批能够媲美百度、阿里、腾讯的基于互联网的新产业和新企业，以区域融合推动产业的特色化、多元化来配合粤港澳大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建设。
（作者系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教授、中山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副院长）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主角是谁？
文/徐世长
粤港澳地区在建设大湾区经济的过程中应该突出民营经济影响力，以及与此配套的世界级营商环境。民营经济一直是珠三角地区最活跃的市场主体，作用巨大，局限也很明显。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的世界级城市群，必须有相应的世界级民营企业、民营品牌做先锋，开展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广泛交流。世界级的城市要有世界级的营商环境相匹配。大湾区在营造法制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方面还有很大提升空间，未来要把营商环境的优化和提升放在更突出的位置，增强湾区经济发展的“软实力”，并产生辐射带动作用。佛山民营经济基础雄厚，围绕先进制造业中心的定位，佛山还应成为激发民营经济创新创业的中心。(作者系中山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副研究员，岭南学院经济学博士)
制度创新“定位准”才会有共赢
主持人语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突破口，是要积极探索粤港澳合作的新机制，这种机制并不只是适用于粤港澳，也同样适用于同等制度下分工协作的珠三角各城市。
“一国两制”是我国处理港澳与内地关系的制度典范，CEPA（内地与香港、澳门签署的《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及其补充协议、广东协议、服务贸易协议代表了当前内地与港澳市场双向开放的最大程度，具有不可替代的影响力。但“大门开小门不开”“专业标准与规制不兼容”“人才进得来留不住”等制度性障碍依然存在，港澳在对接国际市场、输出专业服务方面具有优势，可以形成“港澳标准+内地市场”的联动机制，携手共建粤港澳大湾区，进而提升湾区经济的价值链层级，助推世界级城市群的形成。
因此，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突破口，是要积极探索粤港澳合作的新机制，这种机制并不只是适用于粤港澳，也同样适用于同等制度下分工协作的珠三角各城市，进一步明确各自的发展定位和方向，搞好协调与合作。例如，东莞和佛山都是制造业大市，二者如何在该区域中共享资源，共同发挥制造业基础性作用，各自需要找准定位。又比如设在南沙的广州国际航运中心与设在葵涌的香港国际航运中心在货运的类别、班轮班次的密度、目的地、货物价值等领域开展合作和差异化发展，最大限度地避免恶性竞争，同时通过分工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在国际金融中心和特色金融中心的建设上也应该有同样的思维。近年来，包括深圳在内的内地城市致力于发展线上对线下(O2O)的新型商业模式，吸引了全球众多的风投机构蜂拥而至，这对于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具有较强的互补作用，加上珠三角地区拥有数量庞大、充满活力的民营企业和广阔的市场空间，对于香港的金融机构而言无疑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可见，粤港澳合作并非简单停留在谁抢了谁的生意的层次，而是充满了互动与合作的空间和机会。（综合整理）
他山之石：构建粤港澳“湾区指数”
文/张玉阁
进入21世纪，统计应用创新层出不穷，以往主要对数据资料进行加工整理的记录统计，正在向根据样本数据进行预测的推断统计转变，统计决策科学有了长足发展,将统计用于区域经济、社会、民生、生态的合作与发展，有利于对区域发展的整体性和协同性的认知。
但在以往粤港澳区域合作中，统计这一独特功能和统计概念上的湾区的重要性并未引起足够重视。着眼现状与未来发展，粤港澳大湾区有必要借鉴世界都会区和湾区的做法，探索建立湾区统计制度，以发挥统计对湾区发展的推动作用和整合功能。
探索构建“粤港澳湾区指数”。硅谷指数（Index of Silicon Valley）是硅谷网络联合投资公司为促进硅谷持续发展而制定的一个地区评价指标体系，也是旧金山湾区经济发展的晴雨表，人口、经济、社会、空间和地方行政管理是硅谷指数长期关注的五个方面，近年来生态和金融的部分指标也被纳入指数体系。可以借鉴硅谷指数的做法，探索构建“粤港澳湾区指数”，使之成为评价、检测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现状的重要方式和手段。
结合湾区要素具有自身特点、统计制度存在差异等实际情况，在硅谷指数体系基础上形成粤港澳湾区指数体系。两级指标可由人口（人才）、经济（收入、创新）、社会（健康、安全）、空间（环境、交通、土地使用、住房）、管理(税收、政府服务、区域融合）、生态（环境质量、产业循环）等构成。初期主要纳入港澳深广佛等城市的数据，随着湾区经济发展及指标体系的成熟运作，陆续纳入湾区其他城市的数据，最终形成较为完善的粤港澳湾区指数。
（作者为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经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