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特区，到后来的沿海开放城市，在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先行先试区始终发挥着率先改革、示范、引领的重要作用。自贸试验区自然也不例外。
从2013年的上海，到2014年的广东、天津、福建，再到2017年的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中国已经形成东中西协调、陆海统筹的“1+3+7”自由贸易试验区新格局。
中国商务部原部长高虎城这样评价中国自贸区业已产生的试验价值：先行的4个自贸试验区在投资、贸易、金融、创业创新、事中事后监管等多个方面进行了大胆探索，有效激发了市场主体活力，推动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而新设的7个自贸试验区，将继续依托现有经国务院批准的新区、园区，继续紧扣制度创新这一核心，进一步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在更广领域、更大范围，形成各具特色、各有侧重的试点格局，推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对外开放试验田
“自贸试验区是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试验田。3年来，自贸试验区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部副主任白明对《环球》杂志记者说。目前，自由贸易试验区是中国对外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承担着对外开放先行先试的任务。中国对外开放通过自贸试验区这个途径，开放的门越来越大。
商务部统计显示，截至2017年4月，上海自贸试验区累计设立外资企业8734家，吸收合同外资6880亿元人民币；上海的经验推广后，广东、天津、福建等3个自贸试验区累计设立外资企业12712家，吸收合同外资11357亿元人民币。4个先行的自贸试验区以十万分之五的国土面积吸引了全国十分之一的外资。
4个自贸试验区在中国东部沿海打开了4扇全新的窗口，除了共同承担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重任，还各自承担了不同的使命。
根据国家规划，上海自贸试验区要建设“开放度最高的投资贸易便利、货币兑换自由、监管高效便捷、法制环境规范的自由贸易园区”，而根据国务院4月印发的《全面深化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上海自贸区确立了“三区一堡”的新目标，即建设开放和创新融为一体的综合改革试验区、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风险压力测试区、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先行区、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和推动市场主体走出去的桥头堡。
此外，建设粤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是广东自贸试验区的重要任务；打造京津冀协同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是国家赋予天津自贸试验区的特殊使命；打造深化两岸经济合作的示范区，是国家对福建自贸试验区提出的独特要求。
除了上海作为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桥头堡、打造“一带一路”投融资中心之外，其他3个自贸试验区也都各辟蹊径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广东自贸区与伊朗、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家自贸园区开展合作；天津自贸区推出“一带一路”过境货物专项便利检验检疫制度；福建自贸区以中欧班列（厦门）常态化运营为契机，融入“一带一路”倡议。
而今年第三批自贸试验区的挂牌，不仅意味着中国要打造更多改革开放试验田，积累高水平对外开放经验，更亮明中国向世界全方位开放的鲜明态度，彰显中国开放新姿态。
制度创新高地
“自贸试验区的立足点就是制度创新，在此基础上才能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白明说，“创新点有很多，比如针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制度；又如在贸易便利化方面，推进‘单一窗口’等建设。”
4个先行的自贸试验区深入试点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持续拓展商事登记制度改革，推行企业设立“一口受理”及对外投资合作“一站式”服务，投资发展越来越便利。如广东自贸区南沙片区通过推行“一口受理”、“一照一码”等新模式，实现“十三证三章”联办，企业申请人只需往返政务中心窗口两趟、一次递交材料，即可在24小时内完成开办企业全部手续。
以贸易便利化为重点，4大自贸试验区创新高效的贸易监管制度，口岸管理部门加快实施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不断优化“一线放开、二线安全高效管住”监管模式，各自贸试验区通关效率平均提高约40%。
此外，广东、上海等地正依托自贸试验区的先行先试，探索打造区域金融开放升级版。
其中，广东自贸区目前正在探索的金融开放、金融创新政策包括：建立资金跨境流动管理机制，探索离岸在岸清算结算，进行清算结算的规则标准、法律规则标准、跨境资金监督管理和跨境资金流动信息互享等平台研究，以及强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功能，进一步提升投融资便利化，有序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
而上海自贸区在金融领域的重点则是，推动自由贸易账户体系向浦东新区全区覆盖，拓展账户的跨境功能，同时加快构建面向国际的金融市场体系和人民币全球服务体系，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试点。
新设的自贸试验区也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以可复制可推广为基本要求，在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内陆开放型经济发展新模式和建设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等方面，率先挖掘改革潜力，破解改革难题。
可学可推广
从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特区，到后来的沿海开放城市，在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先行先试区始终发挥着率先改革、示范、引领的重要作用。自贸试验区自然也不例外。上海、广东、天津、福建自贸区建设取得的成效，彰显了自贸区的试验田作用。“自贸试验区的制度创新具有很大的普适性，并不是说划定几个小圈子，其他地方学不了。自贸试验区彰显得更多的是示范意义，这样才能带动新一轮的开放。”白明说。
2013年以来，上海自贸试验区的改革创新理念和100多项制度创新成果已在全国复制推广，包括外商投资负面清单、企业准入“单一窗口”等投资领域改革措施，先进区后报关、批次进出集中申报等贸易便利化改革措施，跨境融资、利率市场化等金融制度创新改革成果，等等。
先是上海的经验推广到广东、天津、福建，现在先行的4个自贸试验区的经验又向第三批自贸试验区推广。据了解，前两批自贸试验区的成功经验中，重庆自贸试验区已复制了49条，包括负面清单、事中事后监管、放宽外资准入门槛等等。
新一轮自贸试验区在借鉴前两批经验的基础上设立，起点更高，推广复制经验的半径也更大，通过建设更多改革开放试验田，将进一步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
可继承可发展
自贸试验区的建设，绝不是复制那么简单，而是围绕各自定位和特点，各有侧重地进行试点。
据白明介绍，辽宁自贸试验区承担振兴东北经济的任务，为区域内部带来自生动力；浙江自贸试验区将全部重点集中在舟山（浙江的3个片区都在舟山），突出大宗商品交易与国际物流的优势；河南自贸试验区将打造现代立体国际交通物流体系；湖北自贸试验区重点推动创新驱动发展和促进中部地区与长江经济带战略对接；重庆自贸试验区重点推进“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联动发展；四川自贸试验区推动内陆与沿海沿边沿江协同开发战略；陕西自贸试验区将建设成“一带一路”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的重要支点。
白明说，新老自贸试验区之间既要有接力关系，注重已有经验的传承，也要有错位关系，结合各自特点进行创新发展，同时还应加强全国自贸试验区的交流互动和统筹发展。“长江上游的四川、重庆，中游的湖北，再加上下游的上海，这就成了一条线，连接着‘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
在白明看来，中国自贸试验区的集聚效应已然显现，但尚未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投入产出比还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比如招商引资增加了5倍，工厂都搬来了，可产出却只增加了3倍。企业到自贸试验区投资，并不是简单的物理位移，而是应多加利用自贸试验区的环境，创造更多机会与效益。”
此外，自贸试验区的带动效应目前还有提升空间。“自贸试验区的发展，对于周边应该产生一个示范效应和辐射效应，带动周边的发展。”白明说，自贸试验区与周边政策落差大，影响了带动效应。在他看来，要改变这种境况，就要求周边与自贸试验区有一个对接的政策，“比如自贸试验区有什么需求，周边能够为其提供配套支持。这样，周边既能够服务于自贸试验区，又能够带动自身发展。”